回来的母亲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没接，翻身又睡了。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年近80岁的母亲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当天晚上，我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杭州。

　　走进重症监护室的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颈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做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我们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吗？妈妈，您快点儿醒来……”

　　两天后的那个上午，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却不能说话。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苏醒后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茫然的眼神注视着我们。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告诉我们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话。

　　清晨我赶到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可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是的，妈妈终于回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那些日子，会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要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文。

　　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声“谢谢”。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人忍俊不禁。她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我的女儿。”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母亲准确地复述：“灾难过去了。”

　　母亲的意识与语言功能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但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有亲戚去看望她，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听见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音乐声，母亲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医生带着护士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

　　母亲刚刚苏醒的时候，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母亲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坦然承受着所有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也许是得益于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在思维逻辑尚未完全恢复的状态下，母亲让我看到了她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模糊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摘自《张抗抗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