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1991年7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自1987年她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够活到100岁。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1991年7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可是我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的情况如何的时候，她都是说：“没事，挺好的。”我在哈尔滨待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里就发现她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也只好刚强起来。

　　妈自小丧母，只能将奶奶的爱当做母爱的代偿。可是就连这种代偿性的母爱，她也没能得到多少。妈的妈是后妈。由于没有真实意义上的父亲，自然也就没有了真实意义上的奶奶。

　　妈是个好强的女人，可是她这辈子没有、也没法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她一生下来，就给扔进了为吃饱穿暖而挣扎的深坑，又寄养在穷而且恶的亲戚家，饭都不给吃饱，还想念什么大书？就指望着出嫁这个改变境遇的机会，可是恰好是应了“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的俗语。最底层的妇女还有她男人在前头挡着呢，谁给妈挡着！

　　母亲说我是在北京出生的，我出生在隆福寺后面的一条胡同里。我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在外地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急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荤腥给我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备感那许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

　　我应该叫做父亲、而又不尽一点父亲的责任的那个人，一家伙把我和母亲丢下，一个大子儿不给的年月，我们全是靠稀粥度过的。妈活下来了，我也长大了，长得比妈还高。这是因为我到底有个亲妈的缘故。有一口粥她就给了我，有两口粥还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才有一口是她的。虽然是喝粥，但妈总能让我喝饱肚子。

　　母亲年轻的时候很爱唱歌，会唱很多电影上的流行歌曲，不知怎么，常常涌上心头的是这句歌词，“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襟”……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我女儿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个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80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现在，她的一张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她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大手术后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屈得掉泪。我想她直到去世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有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我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要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结交的人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其实妈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戗戗起来。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

　　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午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

　　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着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待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她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待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得很。

　　她对我的已然算不了什么先进科学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7月或8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她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是为了我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大夫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说：“又要为我花钱了。”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元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妈在患脑萎缩又做了脑垂体瘤手术后，居然像一匹趴槽的老马，又挣扎着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就想和我一起在只属于我和她两个人的人生跑道上迅跑……那天，她让我从后面托着她的胳肢窝，练习了几次从凳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我真是只用了一点点劲，她就站起来了。她练了还要再练，我怕她累，说：“明天再练吧。”

　　可是妈没有明天了。要是我知道妈已经没有明天，我何必不让她再多练几下、让她多高兴一会儿呢……

　　人人都说我是个孝女，我不需要人们说我好，我要的是妈活着。给妈换内衣的时候，我发现她的两个膝头微微地磨掉了皮，看得出妈在最后的时刻，曾想挣扎着站起来，而且是拼死拼活的挣扎。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1958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得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行……

　　我曾到西直门火车站办理妈去世后的一应手续，妈退休后一直在那里领取每月的退休养老金。从三十几块，领到一百五六十块。十多年前，当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56块钱的时候，以她70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大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杂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178块钱放在她的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妈去世前这一两年老对唐棣或我说：“我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钱，什么遗产……”每每说到这里，就会哽咽地说不下去。

　　我对她说：“您把我们拉扯大，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