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孝公想要变法，征求身边臣子的意见。大夫甘龙和杜挚表示反对，认为官吏和人民都习惯旧法，应依据旧法治理国家。而商鞅则极力支持变法，他认为法律与政策应该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对于商鞅的说法大为赞赏，决定变法。依据《史记》，新法组织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实行连坐政策，爵位、俸禄都依军功大小而定，奖励耕织生产。法令实行十年，秦国人民十分高兴。路上不会拾取别人的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战，而厌恶私人打斗，治安情况有很大好转。变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商鞅与秦孝公的讨论反映了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庄子认为，万物的量是没有穷尽的，时序是没有止期的，得失是没有一定的，事物的终结和起始也没有定因。因此，世上万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事物，也不存在绝对错误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是由时间、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时间、空间、历史条件。韩非在《五蠹》一章中写道：“刑法不过是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很多实例可以表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常重要。“减灶”与“增灶”，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却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将领能够结合具体情况、利用敌人的性格特点。战国时魏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齐王派孙膑抵抗庞涓。孙膑利用庞涓的骄傲自大，采用“减灶”法来麻痹他 。孙膑进入魏国领土后，最初建十万个炉灶，第二次建五万个炉灶，第三次建两万个炉灶。致使庞涓以为齐国军队溃散，率兵追赶，最终中了圈套，被孙膑打败。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计划退兵，又担心司马懿追赶。他利用司马懿谨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让司马懿产生疑虑。 命令道：“营内一千兵，首日掘两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军，增灶而行。”致使司马懿误认为蜀军表面退兵，实际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发动攻击，诸葛亮得以安全退军。由此可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农民平白无故在树下捡到一只撞死的兔子，就放弃农活，等在树下，希望再捡到兔子，但他没有如愿。他不懂得变通、一味因循守旧，是注定要失败的。

　　尽管《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讲述的事件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导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提倡学习美国，但是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历史、社会背景、发展状况等各方面的差异，适用于美国的政策未必全部适用于中国。只有对于中国的境况进行透彻的了解与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今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一技之长。有一些家长看到别人孩子学什么就让自己孩子学什么，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个孩子都具有独特的天赋，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的天赋，寻找到适合他学习的东西。一味的顺应大流，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没有裨益的。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生的特长与弱点各不相同。有的人适合学文科，有的人适合学理科；有的人适合学代数，有的人适合学几何；有的人适合死记硬背，有的人适合理解性背诵；有的人适合在早晨学习，有的人适合在晚上学习。每名学生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科目和学习方法。

　　总而言之，当今是一个技术进步快、环境变化大的时代，认真领会《商君书·更法第一》中阐述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大有裨益。

　　《商君书》读后感（二）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着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商鞅在历史上落得了一个残忍滥杀，针对百姓的恶名。商君的确是主张用权术统驭百姓巩固政权，可是统驭百姓不等于反对百姓；巩固政权也不等于牺牲人民，权术更不等同阴谋，这个逻辑关系一定要理清楚。贯穿全书，商君都在论述如何富强国家造福百姓，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初衷是为了盘剥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压迫榨取为目的。有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商鞅是个一生“尽公不顾私，极心不二虑”的人。在他的心里，强国和利民是统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无二致地齐心努力。

　　商鞅或许是把人心简单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来就为追名逐利，并无二致。他对于名利的论述甚为详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一个个人民在商鞅严重俨然变成了一台台机器，只会按照大自然为他们编写好的程序，也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温饱解决了就追逐名利的复制品。因为总结出人性的简单，商鞅主张用权术赏罚来调控人心的简单喜怒志欲，使其无一例外地变成忠心为国的助推器。

　　我对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国强兵的梦想，理解他强国等于利民的逻辑，理解他剑走偏锋的想法与胆识，更理解他作为改革先锋的孤独与压力。他不是残忍也不是嗜血，只是为了效率和成功运用了极端的手段试图纠正他认为的社会弊端，只为了(心中那个兼济天下，造福苍生的梦想。在他心中，开始的牺牲是为了最终造福天下。当然，这对那些没有犯罪被连坐的人们也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为其一自然也会怨愤不已，但我还是要说，评价这件事情的功过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镜对准了国家和个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实是秦国风气清明，继而扫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国相争的战祸，的确是给烽火中受苦的人带去了福祉的。

　　人类文明只能在不断的尝试和修正中前进发展，当然所谓的前进发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势力的较量中不断有占领上风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为自己服务罢了。而前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则源于前人的经验教训，这也是研究历史的价值所在。后人没有权力在知道事态结果，或是只看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去指责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这种没有多少历史可以参询的前人；商君的后人又有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后人所指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