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不幸算什么——谌 容

　　“我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一个热爱生活的共青团员。我曾经站在柜台里卖过书，坐在编辑部里拆阅过读者来信。我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调干大学生，我曾经在中央的大机关里当过音乐编辑，做过俄文翻译。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刚刚开始。

　　然而不幸，我晕倒在打字机旁，被人抬到救护车里。一次又一次，间隔越来越短，不能承担工作的担子了。于是，我被机关精简了。

　　对于这样的对待，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哀求，没有走后门。办完简单的调离手续，我从大机关来到中学校。

　　一次又一次，我仍然晕倒在讲台上。我成了到处不受欢迎的人。别人休病假，需要医生证明。我却相反，只有医生开出证明才能安排工作。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证明我不会再晕倒了。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病榻生涯。

　　那似乎是一种不治之症：死过去又活过来。死过去时一无所知，活过来时却又异常清醒。精神需要寄托，心灵渴望工作。不争气的身体，好强的心，斗争着，矛盾着。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呀！

　　我集邮。四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各种各样的邮票，曾给我那寂寞的日子带来多么微弱的乐趣啊！

　　我习画。宣纸上的游虾，水墨丹青中的情趣，何能减少半点心中的愁苦？

　　我看戏。话剧、京戏、昆曲、评弹、川戏，什么都看。可是，我只能两小时生活在剧情里，暂时忘却了自己，而走出剧场，等待着我的仍然是病魔。

　　我跳舞。我操持家务。当然，我也读书。感谢那时的空闲，我读了那么多书。外国的和中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吞噬的真不少。对书的贪恋，还是从儿时就有癖好。但，细细的咀嚼和品味，却是在这时。这，大概也就无形中肥沃了我后来自己写书的土壤。

　　不记得自己以前写过什么东西。病中无事，记过日记，搞过翻译，也写过小说。好像是写大学生活的。写了两章，自己觉得索然无味，也就付之一炬了。不过，这试验倒给我那黑暗的日子带来一点亮光。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

　　写什么呢？我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天地对我来说是这般的狭小，我不能坐在屋子里编造种种人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对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人，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得太少。我应该想办法到社会中去，到生活中去，进一次高尔基的大学。

　　感谢那些好心的朋友们，帮我找到了一个去处，让我在吕梁山下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安身。

　　第一次和农民们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是那样的纯朴，那样的真诚，他们不追寻我的苦痛，不盘查我的遭遇，不打听我的不幸。在这里，我得到了灵魂的憩息。大城市住久了，好像太阳、月亮都看不见。一到农村，才感到初升的太阳是那么瑰丽，夜空中的明月是那么皎洁。也才感到天地的广阔，生活的活力。乡间的小路是那么宁静，田野的空气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强健的、有力的。

　　是纯朴的乡亲们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把我的精神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是春种秋收，循环不已的田间作物，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和追求。是大自然无限的生命力，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力量。个人的不幸比起大自然的永生算得什么呢？

　　生活的海洋是那样广阔，那样深邃，那样神秘。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我在这大海中遨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从农民到社队干部，从看林人到地、县委书记。他们的欢欣和忧虑，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倾泻到我的心田。我觉得自己充实起来，田间轻微的劳动也帮助我恢复着健康。一种新的力量在我血液中奔流，触发了那沉睡在我心的深处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开始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