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们是世上最亲近的人

　　亲情，成为最远的水

　　接到妈妈病重的电线岁的儿子打电游。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她说妈妈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但她还是觉得，妈妈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

　　少小离家。我是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的。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这条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合适、最光明的路。现在，我成了一名牙医，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这一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

　　坐在归程的飞机上，荣归故里的我突然间很伤感。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华发。18岁离开家，一晃20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而妈妈则更加衰老。15个小时的空中航行，我一刻都没有闭眼，20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想念与害怕，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

　　突然间觉得，这些年，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之于父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毕业、工作、结婚乃至生子，他们都没能亲眼所见。一切都在电话里，以过去时的形态，向他们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说给他们听；坏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

　　关山重重，亲情成为最远的水。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

　　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去医院，彼时已是深夜。当我看到病床上苍老的妈妈时，我几度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可是，床头卡的名字，还有那张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也会老吗？在我记忆里，她好像永远言语幽默，永远喜欢漂亮的衣衫，永远愿意搂着我的肩膀与我比个儿。离去多年，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目睹何为岁月的残酷！

　　母亲是因脑出血入院的，她一直很害怕手术，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术。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样。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不管我怎样屏蔽，都挥之不去。

　　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医生表扬妈妈：“她的意志力很强。”阿姨说：“那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她儿子一句话。”

　　母亲是在术后的3个小时左右醒来的。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在寻找阿姨，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阿姨说：“贺贺，你出去一下，你妈妈要小便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不管我与妈妈在情感上怎样互为彼此的至亲与唯一，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是那样的明显。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喝、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更私密、更亲近的线年不在一起的生活，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我想照顾她大小便，她会说难为情；我喂她吃饭，她会觉得难以下咽；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我的姿势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的样子，我的心底升腾着一种悲凉——我和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啊。

　　怎么办？还有机会重新认识吗？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学做妈妈喜欢吃的饭菜。

　　果然，吃着我做的饭，母亲很有满足感。我还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开心，坚决要求马上套在病号服里面。她说：“这样，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当病号。”我还会拿着我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让她讲那些过去的，她与我有关的事情。那些过去的留影唤醒了久违的亲情，她变得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我手上脚底的每一个疤痕如何得来，甚至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她都还记得一些。

　　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相对亲而无言了。

　　那天，我下楼买东西，快到门口时，她说：“贺贺，小心车。早点儿回来。”我头也不回地说：“好。”

　　可是，走下楼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还是那个18岁的莽撞少年——走路常常忘记看车，读书时总开小差，和同学出去玩儿总是不按时回家。

　　事实上，在国外的20年里，我不仅学会了生活上的独立，更形成了人格上的独立。可是，这些，母亲她并不知道。就像我对她的印象，也停留在18岁出国之前一样。

　　我们想重新认识彼此，可是，我们还会有多少机会？

　　是医生的话，提醒了我。医生说：“你母亲有轻度的脑萎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得帕金森。”我知道，这意味着，她的记忆力可能会下降得很快。很多东西，如果我不跟她说，她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那些天，我陪母亲去买菜、散步，接待来探望她的客人。然后，在属于我们俩的时间里，我告诉母亲离开她之后的我的20年。我努力地翻弄这20年里的每一件事，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包括曾经因为打架，而差点儿被开除并遣返的悲惨经历；还包括给某些政界人物修牙的经历。

　　渐渐地，母亲变了。我做饭时，她不再说“小心烫到你”，而是说：“真喜欢你做的饭，跟你做的事一样，漂亮。”我外出时，她不再担心外面的车水马龙，而是说：“要是能早点儿回来，那就尽量早点儿。当然你心里是很有数的。我老了，又多了一句嘴。”我跟她讲面对疾病的方法与态度，她会说：“我听你的。你说的，应该没错。”

　　这些变化来自于了解之后的信任。母亲由此确信：她的儿子长大了，在她不曾参与的这20年里。

　　那些日子里，母亲从开心过渡到一种对我的依赖，前所未有的依赖。我知道，这是信任的衍生品，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她老了，令我感到无力回天地老了。

　　在回纽约的前夕，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着母亲在镜子前整理妆容，我对她说：“妈，以你现在的漂亮，年轻时一定是既遭人爱，也遭一些人恨的。那些事，你还记得吗？”她转过身来，看了看我，说：“那些爱和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儿子现在还夸我漂亮。”“妈，你知道，对于你的历史我很好奇。能帮我写你的回忆录吗？就像你说的，那是对谁都不重要，也没有人记得的小人物史，可是我对此很感兴趣。”母亲的眼睛亮了，她说：“你真感兴趣？”我说：“是的。因为你是我的妈妈，了解了你，我也就明白了我自己。”

　　母亲是这样一个知道跟时间赛跑的人，在答应了我之后，就开始动笔了。可对于70岁高龄的她来说，动笔已经算作是一个体力活儿了。(仅写了一个小时，她的颈椎就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于是，我给母亲买了一台小录音机，我说：“妈，你口述吧。这种方式至少不会让你太累。”

　　很快，我回美国的日子到了。走的那天，母亲坚持要送我到楼下。我担心母亲会哭，可她却对我说：“我之所以要送，是要告诉你，我不会哭，我从来没有觉得离你这么近过。”的确，母亲没有哭。可是，进了安检的我，却再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泪水。从18岁那年离家开始，我从来没有哪一次像此刻这样失态过。母亲，我第一次发现，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觉得还不够，还是来不及。

　　母亲居然在阿姨的帮助下学会了在网上传送文件。每天，她都会把她的录音发给我，有时是在晚上，有时是在白天。她的表述很有条理，语言的平实因故事的扎实而有了一种朴素的美丽。因为母亲所说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唤醒，我还原着她的生活场景，还原着她遭遇每一件事时的表情与心情，包括她纯美的初恋，她在遭人算计时的抓狂，还有她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如此期盼，期盼着接收母亲的文件，然后用鼠标点开它们，听着她的声音缓缓流淌进我的心田。

　　每个星期，我都会定时跟母亲视频，我不再假报平安，会告诉她医院里又发生了什么以及纽约最近的菜价，还有我儿子那令人发指的脾气。

　　我偷偷地打过电话给家里的阿姨，让她带我母亲去医院做一次复查。阿姨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医生说你母亲的脑萎缩没有再发展，不会发展到帕金森的程度。贺贺，你真有办法。”

　　一切都会离我们而去，只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把爱留住。就像现在，我与母亲虽然相隔万里，但我与母亲却从没有如此亲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