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郭书商寄来V．S．Pritchett的新文集A Man of Lett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的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辅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

　　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量配给，有期刊请Pritchett撰文介绍通俗书，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结果还是删去五十字。机缘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讲求简洁；数十年训练下来，文章越练越短，终成风格！

　　我不难领会Pritchett这番心境，读后整个春节竟过得很踏实。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来的《秋阳似酒》，那份喜悦也盈然注满心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爱读Pritchett，爱读刘大任，无非因为他们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时代里闪耀出智慧小火花的文人。当今文章粗糙浮浅成风，读到这些又绵密又隽永的作品，终于教人想起伦敦法学协会内殿中殿里天天早晚照料一百○二盏煤气灯的那位老头。伦敦城里听说还有一千四百盏煤气街灯，大都装上时间控制器自动燃熄，只有法学协会殿内这一百○二盏是靠那老头天黑之前一盏一盏的点、天亮之后又一盏一盏的熄的，每巡总要花上一个半钟头。时代那么新，方法那么旧，想来也是为了应景：刘大任这些文人总(算寂寞了，说也堪惊！

　　一九八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