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儿子上清华和人大，可我还是进了养老院

　　我们以为父母可以照顾自己，但其实他们已经渐渐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到了需要依赖你的时候。

　　五一节过完了，你是不是放假的时候都在游山玩水的路上？

　　当你常年出门在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当着空巢老人的爸妈，嘴上说不要你养身体上其实已经差到不行了。

　　采访了一对儿女读名校、特别有出息的空巢老人李老夫妇。

　　才知道我们忽略陪伴的老人，一方面正承受身体衰老的无助，另一方面，对子女的渴望，让他们每一天都在孤独中煎熬。

　　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李老的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继续深造并取得了高学历，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于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而“功德圆满”也是李老在接受采访时，最喜欢说出的词语。

　　但这4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还有些唏嘘和自我劝慰。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我们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10年了。

　　起初，一切似乎都还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我们老两口安度晚年。

　　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出门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

　　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

　　我们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而且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

　　这种担忧在2017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幸亏邻居帮忙，打电线急救车。

　　谁知我前脚刚被送进医院，留在家的老伴儿也感到天旋地转，就地躺在了地板上。

　　等到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喊来120，接着老伴儿也被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这对老夫妇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唯一的出路。

　　我们不是没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

　　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生活在北京，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负担。

　　但是，北京的情况太特殊了。

　　孩子们在“北上广”之外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虽说都在北京买了房子，都是150平方米左右，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这辈子也都实实在在地被套在那150平方米上了。

　　因为过得并不容易，所以孩子们的心理上，就格外爱惜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儿也能理解。

　　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

　　“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立刻就生活在小康线以下了。”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如果击穿了，在心理上就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

　　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忍心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一道阴影。

　　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些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也会替孩子们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都不可行。

　　即便我们住在北京，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一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一样是空巢家庭。

　　顶多周末时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是白白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独守空巢。

　　现在看来，对于暮年生活，我和老伴儿都太过乐观了。

　　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

　　以为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功德圆满”，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

　　那时我们想，在自己的老年，可以依靠不薄的退休金游山玩水，完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小保姆伺候自己。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

　　在丽江，我们还租了一间民房，连续3年都在那边过的夏天，自己买菜做饭，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

　　我们老两口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都说自己的父母真潇洒。

　　因为彼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但是，不到10年，计划就全被打乱了。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垮得这么快。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了，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

　　我们最先找了家政公司，伺候两个老人，对方给出的要价是每月3000元。这个数目虽然也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还是让我们有些小小的惊讶。

　　我们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元。

　　可是一个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胜任的保姆岗位，也开出了和一个研究人员同等的薪酬标准。

　　但我们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只能接受如此的定价。

　　当我好不容易把老伴儿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将第一个小保姆请进了家门后，却发现服务质量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相吻合。

　　我们老两口也是自认有修养的人，但是的确难以容忍。

　　于是换了一个，每个月还多给出500块钱。

　　但是，付出的价格逐渐抬高，获得的服务质量与预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

　　就这样接二连三换了4个保姆，最终不约而同，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了。

　　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彼此照顾对方。

　　违心的理性思考。

　　我们都是学理科出身的，不会感情用事。

　　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出来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的确有侥幸的成分在里面。

　　就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完全存在不可估算的变数。

　　上次突发的身体危机，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共识：住院两个人必须一同去。至少我们最终的那个时刻，会是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此看得见对方，一同闭上眼睛。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的确就算功德圆满了。

　　但，孩子们并不能理解我们。

　　他们总以为我们是舍不得花钱请保姆。他们不知道，即使舍得花大价钱请了保姆，也依然换不来等值的服务。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

　　以前我可能觉得，他们用不着回来，回来也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的事实，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

　　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

　　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样。

　　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

　　孩子们难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也一定是难以理解如今的自己。

　　孩子们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就回北京了。

　　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暮年的最后一站。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因为养老院毕竟是有组织的管理，可以杜绝“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

　　我们看中的那家养老院，提供家庭式公寓，每天服务员会送来三餐。

　　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饭。医务人员会随时巡视老人的身体状况。

　　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我们办好了入院手续后，等待着养老院的通知。

　　去养老院，应该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这段日子在家，除了收拾要拿到养老院的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聊起过去的事情，像是在告别。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的顺序扫描进电脑里，给他们做成了电子相册。

　　我还买了两台平板电脑，分别给他们把照片储存了进去。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

　　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伴儿现在特别思念孩子们，我也一样。

　　这些日子，总是突然想起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有时候还会有些错觉，好像看到他们就在我们跟前玩耍。

　　离开家时，我和老伴儿仔细想了想，要从这个家带走的，好像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件，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只有孩子们的照片了。

　　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看了李老夫妇的故事，其实觉得挺可悲的。

　　我们以为父母可以照顾自己，但其实他们已经渐渐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到了需要依赖你的时候。

　　而我们一直躲在他们的屋檐下避雨，如今自己已经到了要成为屋檐的时候了。

　　多回家陪陪父母吧。与其出门在外见千千万万人，不如回家看看你最珍贵的人。

　　来自公众号：刘素云